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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校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发布时间:2019-12-25  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2019年第12期  阅读次数:10

  要: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国家建构与学科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阶段性关联。学科结构的变迁伴随着社会发展历经院系调整、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以及知识体系构建三个发展阶段。影响我国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包括同构逻辑下的制度缺失、认知逻辑下的认知局限和积淀逻辑下的路径依赖。重构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以政策为主线,坚持面向未来、统筹前瞻布局,服务社会需求、促进交叉融合,突出内涵建设、回归制度逻辑实现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

关键词: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制度逻辑

一、引言

学科作为大学建构的核心,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结构是一切事物固有属性的本质概括,体现了事物的内部构造或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组织方式。学科结构是学科的知识纤维、理论板块、学科体系发展演进而形成的有机构成,是学科内部逻辑的集中体现。同时,不同时期的学科结构又是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结构性体现,因此,学科结构的合理与否决定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进而对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讲,合理的学科结构分类能够促进知识体系的逐步完善,有序的学科结构布局能够增强市场需求适应性。学科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学科划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需求的直观反应。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学科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弱化了学科及机构界限的知识生产模式II成为主流。国家工业化驱动下的学科结构调整,表现出极强的外部适切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受“适应论”思想的支配,强调高等教育发展需与社会发展相匹配,否则高等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此种逻辑的支配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学科结构调整均呈现出类似的“政经关联”逻辑。本研究试图从政策变迁的角度来探讨学科结构的历史演化,考察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进而提出学科结构调整的理想状态。

二、新中国学科结构调整政策的变迁轨迹

学科结构作为社会结构与知识结构交融的产物,与国家建构密不可分。对学科结构的变迁进行历史梳理,有利于反思学科发展的轨迹,探寻学科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当代学科结构合理布局的重建。

(一)应用逻辑推动院系调整(1949—1978年)

1949年以前,高等学校不设专业,但当时的系、科在专门领域的划分上与后来所用的“专业”有类似的性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教育也随之走向计划化。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调控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向工科倾斜。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上经商讨确立了“合理布置学校网、同类系科归并”等调整原则。1954年,为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特别是加强工科类学科建设,国家编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伴随着政策向工科类倾斜,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财经和政法学科被削减。1947年至1957年文科尤其是财经政法科在校生人数占总数的比值由47.6%下降至9.6%。1963年9月,随着《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以及《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科研究生专业目录草案》的颁布,开启了我国专业与学科的分开发展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由于权力结构、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学科调整的相关政策受到国防战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重约束。“应用逻辑”在“国家视角”的驱动下,片面强调把旧中国大学的“博雅教育”转变为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专业教育”,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促进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限制了高等院校的自主性发展,从而出现专业面过窄、专业名称混乱的现象。

(二)学科逻辑重塑学科目录(1978—200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而是在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带动下的新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科结构已不能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国家对教育资源统包统揽式配置已严重制约了人才培养的发展。学科结构的适当调整既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1978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改造工作的意见》,我国各高校积极探索学科专业的交叉和融合,学科综合趋势渐现雏形。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学科专业目录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推动了一批陈旧落后学科和专业的改造,加强了基础学科建设,增设了一批新学科,拓宽了学科的知识面。此后,学科目录先后经过1990年、1997年、2001年、2011年4次调整,学科门类也由10个增加到13个,一级学科由63个增加到110个。(见表1)

 

这一时期学科逻辑推动了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然而,这种学科逻辑的制度化过程,受制于“合法性”逻辑的支配,促使学科建设与外部经济发展呈现出“非耦合”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大学排名的兴起,学科建设综合化成为抢夺办学资源的主要手段。对照2011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我国39所“985工程”大学均拥有除军事学以外的其他12个学科门类,“大而全的全科大学”既造成了人才培养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学校的发展,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

(三)同构共生的体系建构(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间竞争的日渐加剧,社会发展需要更多创新型、复合型人才。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总结中国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战略层面上看,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战略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2013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仅仅增强教育的外部适切性是不够的,更需要以学科建设和结构调整为依托,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其内部适切性。

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与完善,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的学科结构调整理念越来越缺乏适应性,知识与外部社会的关系需要变革。一方面,学科结构调整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节奏,出现了学科划分逻辑不清,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比例失调,部分学科专业归属不科学、缺乏弹性等问题。另一方面,学科目录的设置仍具有计划经济的特点,学科统筹规划、申报审批行政色彩明显。这是由于我国大学长时间受学科逻辑的制约,应用逻辑的偏见不会随着某项政策指令的颁布立即消失,学科逻辑的神话成为应用逻辑元素嵌入制度体系的“绊脚石”。回顾学科结构的调整历史可以发现,从晚清我国设立学科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科目录划分主要以行业特点为依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科目录主要依据知识体系进行划分,并逐步拓宽口径。(见表2)2018年4月,更新后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工学下的一级学科、“工程”专业学位类别等作了调整,将原来的工程硕士40个领域和工程博士4个领域,统一调整为8个专业学位类别,分为博士、硕士两个层次,进一步优化了学科结构。

 

三、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学科结构调整的理论阐释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制度主义社会学认为,在一个组织场域中环境、制度和行动者之间遵循着同构、认知与积淀逻辑。

(一)同构逻辑与制度缺失

同构逻辑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制度要适应环境变迁的方式。同时,制度所处环境限制任何制度过度偏离现状。“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同时嵌植于关系与制度背景之中的,所以组织既关注协调与控制活动,也关注对自身的合法性说明”。我国学科结构优化调整嵌入特定的深层制度结构,遵循同构逻辑,是一种合法性体现,即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

学科结构的演变与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管理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在我国学科调整政策的演变中,学科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与重点始终跟随着国家发展需要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在作为“工具”的应用逻辑阶段,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文化、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均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基于此,“突出工科,弱化文科”是这一时段院系调整政策的首要任务。1953年初,工科院校设置专业百余种,涉及地质、机械、土木建筑工程等15大类;到1954年,工科类专业已经达到137钟,1957年更是达到183种。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计划经济模式赖以生存的体制逐渐消逝。一定意义上而言,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影响着改革开放之后近20年的学科结构调整,也重新塑造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21世纪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竞争已经转为人才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平衡,是人才培养体系契合新型工业化形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发展规律的体现。

 

(二)认知逻辑与认知局限

根据制度主义的认知逻辑,行动者的认知方式及认知界限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较大影响。学科结构调整中的制度变迁“显著地依赖政治领导者与政治集团的选择、行为和决策”。因此,制度内成员是如何在政治结构和“框架”下认识形势的,对于学科结构调整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进而言之,制度被较长时间的锁定可能源于制度内成员认知上的思维定势和认知局限;反言之,打破行动者的认知方式很可能导致制度的变革。

行动者的思维定势、行为习惯等方式制约学科结构的调整,使其陷入“行政化”的思维定势中。文化通过对个体深层价值观的塑造,支配着个体对事物的理解、判断和行为选择,文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熏染和浸润,强化了人们对制度的遵守和对伦理的认同。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专业对口”,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喊出的“宽口径、厚基础”,均是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指导思想的体现。期间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所指的是理工科大学”。长期以来,我国学科结构调整受外部环境的诸多因素影响,政策的制定虽然可以瞬间完成,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理念的培养,所以达成一种学科结构调整的共识迫在眉睫。

(三)积淀逻辑与路径依赖

积淀逻辑反映了制度的历史性和积累性,“当前的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在一个组织当前的实践下面埋藏着历史遗留下的不同层次的价值和理解力”。学科作为时代精神的结构体现,其结构变迁具有极强路径依赖的特点。正如玛格丽特·阿切尔所言,“一旦一种既定形态的教育得以存在,它就会对未来教育的变革产生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策价值观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背景之外,在结构观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构成了具体政策选择的深层结构,同时在特定场域内政策变量之间的博弈方式对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具有重要影响。

和西方强调个体利益、追求个体发展的文化不同,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庸文化和大一统文化,强调等级和服从,重共性而轻差异。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学科结构调整以来,“稳定性”与“渐变性”是政策发展的基本特征。其中“稳定性”表现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理念和政府的主导位置;“渐变性”则表现在政策目标的逐步深化和政策内容的全面化。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对政策进行微小调整而避免改革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院系调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人才规格的要求,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阶段,“重理轻文”的现象较为严重,所以工科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高等院校自主权越来越大,但长时间政府主导带来的惯性,并未让大学之间形成高效且具有竞争力的政策环境。因而,学科结构在调整过程中依然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影响。总之,我国学科结构变化仍呈现出“形有所变,实则未变”的特点。

四、学科结构调整制度逻辑的重构

从长远看,以知识生产与传承为核心的学科逻辑与强调“外部适应性”的应用逻辑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就此而言,超越学科逻辑和应用逻辑的对立,实现应用逻辑和学科逻辑的同构共生是未来学科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也是实现知识体系重构的变革取向。

(一)坚持面向未来,统筹前瞻布局

学科结构调整作为政府与高校互动博弈的过程,其制度化亟待教育体制改革。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的内外环境深刻影响着大学的发展。政府在大学发展中充当着宏观调控者的重要角色,决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实施均对学科结构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学科结构作为知识结构的载体,在调整上应树立学科专业引领发展的理念,瞄准国家未来发展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最近进展,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培养基础。切忌急功近利,一味追求学科排名进行不必要的学科调整,既违背了学科发展规律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学科结构的调整要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基础上,坚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办学规律,又要突出国家重大需求和急需领域。如《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文件中均强调应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既不同于以知识逻辑为发展驱动力的学科也区别于以问题解决逻辑为发展驱动力的学科,但基于人才成长基本规律,体育对人的发展来说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长期以来,国家层面的学科结构调整侧重于大方向上的门类调整,这既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也是一以贯之和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现如今,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专项工程针对学科的发展都更加注重战略布局,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还有高教司主导的“新工科”建设等,均是从战略的角度进行宏观布局。统筹前瞻布局,既要推动学科存量结构调整,又要兼顾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形成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结构。因此,学科结构优化布局的关键是形成“需求和条件相结合”的刚性约束机制,使学科结构调整能够在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双重约束下发展,既要考虑办学质量,又要考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

(二)服务社会需求,促进交叉融合

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可以看出,“打造学科领域高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学科建设的两个重要目标。学科结构及设置不仅受到高等院校自身发展的影响,也时刻与外部系统尤其是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尤其是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新的今天,学科结构的调整既需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又需要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新需求。因此从国家竞争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学科结构的调整应该突出国家需要、社会需求,只有在真正的重大需求面前,学科的发展才能找到突破口,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并彰显其价值。

无论是本科教育的专业还是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代表其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都不是由单一学科知识构成的,而是由多学科知识所构成的复杂的知识体系。当前的学科结构,彼此间处于“独自作战”状态,学科间的隔阂和分离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开始游离于工业技术革命的主流之外,而自然科学中的应用学科与工业革命的联系却日益紧密。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主义取向与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取向的不同,使得长久以来双方互相排斥。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展、社会的高度分化以及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多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繁荣科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不合作就死亡”的观念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伴随着这一趋势,集体性、跨学科的团队协作研究模式兴起,个人主义的研究文化正在被多学科团队合作文化所代替。如通过梳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等制定并颁布的《中国制造2035》《“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近20份国家发展战略文件和规划可以发现,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工程技术科学等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就要求进一步整合学科资源,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三)突出内涵建设,回归制度逻辑

准确地认识学科内涵,了解学科建设的内容是重构学科结构调整制度逻辑的基础。学科结构调整之所以屡次陷入同构、积淀等逻辑的困局,造成低质量发展和结构性过剩等问题,究其根本,存在弱化学科内涵建设的问题。学科作为一门学问知识的集成,应着重于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的构建。作为知识生产特殊机构的大学,学科与大学的结合是大学组织功能发挥的必然,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存在。学科和大学的交汇点、矩阵结构的节点、各层级大学学术组织都是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组织,以知识为直接操作材料,承担着教学、科研、咨询服务等职能的知识组织。遵循规律、突出特色促进学科建设内涵式发展,突破认知局限,通过思想理念的新变化、发展路径的新突破,建设出一批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高地。

首先突破“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避免千校一面。学科结构应紧贴需求,行业、企业、部门、学术团队、高校、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加快形成支撑学术型人才和职业型人才两类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契合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方向,遵循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起较为完备的高等教育学科调整机制。其次,突破“旧调重弹”的思维定势,避免“赶速度、铺摊子、求规模”。要主动适应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的新形势、新要求,既要完善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学科动态调整机制,又要构建国家和省级人才需求预测预警系统,为学科设置提供指导建议。同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更加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善于与市场对话,加强学科调整与市场的有效衔接。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学科结构作为大学发展的基本构架,直接关系到学校整体功能的发挥和长远发展。为此,推动学科存量结构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形成与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结构,既是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追求,也是服务于“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必然选择。

(作者: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